离岸水产养殖或能拯救沿海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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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19-08-10 09:27

  “海洋牧场”是山东省力推的滨海养殖转型的路径之一。船主李忠华(中)和两位工人正开船前往他们的养殖区域。图片来源:刘禹扬

  爪哇岛是印度尼西亚人口密度最大的岛屿。上世纪80年代,爪哇岛北部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将红树林沼泽改造为虾塘的热潮。当时,人们以为会大赚一笔,因为那时候虾的收购价格很高,一个又一个的村子踏入陷阱。文栋村是乌兰河畔的一个大村子,当地教师马斯克尔说:“我们当时就是想多挣点钱,养活家人。”

  然而,现在,他们正忍受着由此带来的恶果。过去20年,爪哇岛北部沿海起到保护作用的红树林林带面积在不断缩小,导致海水入侵淹没了很多池塘,甚至连内陆稻田也难以幸免。

  当我们乘船向一片在地图上没有标记的海湾行进时,马斯克尔告诉我们:“过去10年,这里的海岸线米。”我们还路过了曾经的水产养殖区,池塘堤岸在水下隐隐可见。当地村官诺尔·卡米德说:“2004年,我在这里买下了10公顷池塘,但3年后全都被海水冲走了。”

  现在,村民们迫切想要恢复红树林,并已经开始与荷兰环境组织“湿地国际”(Wetlands International)合作,重新种植和恢复沿海地区红树林屏障,希望借此固化淤泥,防止海水入侵。

  对东南亚大多数地区来说,靠养虾暴富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跟爪哇岛北部地区一样,不少池塘都遭受了海岸侵蚀,而另外一些则受到水产物种疫病的困扰。并且政府也在打击破坏红树林的行为,积极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但是,世界各地其他形式的沿海水产养殖仍然热情不减,比如挪威峡湾的三文鱼网箱养殖,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家庭池塘鲶鱼养殖,佛罗里达的牡蛎养殖场,以及中国沿海的鲤鱼网栏养殖场等。

  而且,这些养殖方式同样也会产生严重的环境影响。开放式网栏养殖也许不会直接破坏红树林,但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鱼类排泄物、未消化饲料和抗生素却会危害海草和珊瑚礁。此外,网栏养殖鱼一旦逃逸,还可能与野生鱼类争抢食物,或在异种交配过程中污染野生鱼类基因,从而破坏野生鱼类种群。

  所以现在该怎么办?海水养殖不会消失,因为世界需要食物。水产养殖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食物来源,其产量很快就会超过野生鱼类捕捞。到2050年,水产养殖产出可能还会增加一倍,而亚洲很有可能是主要的增长地区,因为亚洲的水产养殖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0%,尤其是中国,其产量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0%。

  目前,大约60%的水产养殖仍然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占据土地约2000万公顷,与叙利亚国土面积相当。但是,随着闲置土地和淡水资源逐步枯竭,海水养殖这种具有严重潜在环境影响的新模式也被逐渐采用。水产养殖已经成为中国沿海环境破坏的主要元凶之一。目前,中国70%以上的红树林和近海海域80%以上的珊瑚礁都遭到了破坏。

  水产养殖是不是正在带来一场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而这场灾难的背后是否是市场力量和全球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盖过了环保主张?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可持续水产养殖任重道远,而当下正是最佳时机,一些环境组织对此寄予了厚望。比如与私营领域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公开呼吁不要缩减水产养殖规模,而是应该通过增加投资、引进新技术来降低由此产生的环境影响。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距离海岸线一定距离的开放水域中进行水产养殖。

  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近海水产养殖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大多数养殖鱼的环境足迹比牛要小得多。三文鱼养殖基本上能够将所吃的饲料完全转换为新蛋白质,而养牛的料肉比只有8:1。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全球负责人罗伯特·琼斯表示,这并不是说要两害相较取其轻。今年5月,大自然保护协会与纽约投资公司Encourage Capital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如果处理得当,[水产养殖]也可以成为一个造福于生态和社会的力量。”

  这份报告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能够带动“蓝色革命”,推动私人资本对可持续性生产模式的投入。琼斯估计,未来10年将有高达3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全球水产养殖行业。所以,关键就在于利用这笔资金进行可持续发展。

  首先,就是将渔业从环境脆弱、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转移出来。水产养殖逐渐倚重近海海域,因为那里受威胁的栖息地较少,洋流也能够让污染快速消散。海上网箱还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有些海域每年每公顷的产量甚至能达到500吨。

  此外,这种近海养殖甚至也能给其他海洋生物带来益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瑞贝卡·金特里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海水养殖场或周边海域经常会聚集各类海洋生物。”不过也有批评人士指出,目前还不确定到底是渔场增加了所在海域的种群数量,还是只是单纯将这些生物从其原有栖息地吸引了过来。

  琼斯认为,近海养殖的第二个机遇在于贝类(牡蛎、蛤蜊、贻贝)和海藻养殖带来的投资,而海藻在化妆品、动物饲料和生物燃料等领域都找到了新的市场切入点。支持者认为,这些生物都能给生态系统带来许多好处。比如,贝类养殖场能够为其他生物提供栖息地,消除污染,稳定固化受侵蚀的海岸线。而海藻生产不仅能形成海洋栖息地,还能吸收二氧化碳,缓解气候变化影响。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认为,如果想要在陆上进行水产养殖,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封闭水箱中进行养殖,并对用水进行过滤和再循环处理。其实,这项技术由来已久,但是由于成本过高,一直无法得到规模化推广。

  美国智库组织世界资源研究所也对高科技水产养殖的潜力表示认可。但是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工作文件中,该机构也警告称,这种生产模式的环境效益并不确定。该组织粮食项目负责人理查德·威特表示,“可持续的集约化养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目前,集约化养殖已经导致能源和鱼类饲料成分使用量不断增加,水体污染也不断恶化。”

  但是,如果消费者和监管部门能够迫使水产养殖业加大投资,减少养殖环节的污染,或许一切还会有转机。如今,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的影响力日渐增加。这个组织最初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起,以森林管理委员会和海洋管理委员会为蓝本,对养殖行业良好的实践进行认证。目前,该机构已经为网栏养殖、海藻养殖等多个领域设置了环保标准,致力于终结一些最具破坏性的养殖行为,比如最近爆出中国每年就要捕捞300到400万吨野生鱼类作为水产养殖的饲料。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战略负责人王松林表示,逐步淘汰错误养殖模式是“拯救中国濒危野生渔业资源的必经之路”。

  这种认证体系在西方消费文化中更受欢迎。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渔业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市场理念或许正在转变。比如,最近沃尔玛集团就宣布在中国出售经过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认证的三文鱼、虾、贻贝和罗非鱼。而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也宣布,将在150家门店销售经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认证的自有品牌三文鱼。

  但是,未来要走的道路还很长。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表示,目前中国只有10个认证渔场,年产量仅有6万吨。这与中国庞大的渔业产出相比,只能算作九牛一毛。

  但是,如今中国政府也开始认线年,有大量文章报道了中国的陆地水产养殖场大规模关停,渔场经营者有时还会因为污染河流或非法占用湿地而遭到起诉,其中海南和湖北两地尤其突出。而最近,这项清理工作已经推广到了沿海虾塘。

  为维持渔业产量增长,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近海水产养殖。其中一种做法就是放置人工鱼礁,利用旧船或其他专门建造的构件来促进海洋生物生长,进而为鱼类提供养料。另外一种方式在封闭海域里投放鱼苗。过去,这种“海洋牧场”主要是渤海和黄海地区为了发展休闲垂钓而兴建的,但是如今却逐渐成为鱼类生产的一种主要形式。中国农业与农村部去年宣布,计划新建100多个海上牧场,覆盖2700平方公里海域,投放5000万立方米的人工鱼礁。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文件也看好近海养殖的未来前景,并支持 “绿色水产养殖发展”,而这其中就包括自动化海上平台。但是,海洋牧场倡议提到的规模却引起了不少中国科学家的关切。他们担心,这可能会破坏海床环境,改变野生鱼类的遗传属性。王松林表示,按照规划,其中一个海上牧场是建立在“海藻床上,而海藻床是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不过令批评人士宽慰的是,除了推动高科技可持续养殖外,国务院报告还支持保留低密度、低环境影响的传统水产养殖系统。

  而其中,有些就属于陆地养殖。比如报告特别提到在稻田中进行稻渔综合种养,目前中国仍有一百多万公顷土地延续着这种古老的养殖模式。在沿海环境同样也有空间同时开展环境保护和水产养殖。在广东省海丰县,曾经被排干水分变成农田的湿地如今又变成了鱼塘,吸引了不少迁徙过路的水鸟,其中就包括白鹭和达尔马提亚鹈鹕。

  “湿地国际”等环保主义机构一直致力于在繁忙和生产活动频繁的沿海地区寻找环保机遇,他们也很鼓励上述这种双赢机制。

  在印度尼西亚亚齐省苏门答腊岛,人们将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造成14万人遇难的惨剧部分归因于为建虾塘而对红树林的大肆破坏。灾难过后,村民们一直在修复被淹没的池塘,同时在周边种植红树林,希望下次灾难来临时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海啸发生后,救援人员在一个名为Krueng Tunong的渔民社区发现了超过1000位遇难者。此后,一个当地组织在修复后的池塘周边20公顷的范围内种植了大量的红树林。该组织领导人瓦阿布(Wahab)告诉我:“因为有了红树林,我们池塘里的鱼现在变多了。与没有红树林保护的时候相比,如今池塘里的鱼苗长得更快,数量也更多。我在红树林根部附近水中还常能看见小鱼小虾,这些树根能够帮助它们躲避捕食者。当然了,如今这儿的螃蟹也变多了。”